中国人的关系网

农历2001年除夕，某市街头发生一桩交通事故。两辆摩托车相撞，当事人爬起来后，既无口角也不道歉，而是不慌不忙地各自掏出手机，背对背，站在马路当中对着手机不停地诉说，惹得不少人围观。两位巡警路过上前干预，肇事者竟不搭理，旁若无人地自顾自地继续打电话。巡警询问两遍不见效，私下一嘀咕：“算了，他们都有熟人，咱们走人！”过后，果然大家分头去幕后私了。这就是当地“惯例”，是近年兴起的不成文“规矩”。

这种现象仿佛成了一种隐形游戏规则，它取代交通法规，另起炉灶摆平交通事故，尤其处理交通事故的经济理赔。至于公平与否，在当今社会的急剧转型时期仿佛并非首要，很多时候效率比公平更重要，关键不在公平而在摆平。没有一种法规绝对公平，关键在大众的认同与接受。

如果绝大多数市民都主动参与这种游戏，博弈均衡也就是实际规则了。短短二十年，这个规则已滋生了一种地下行业：据报载，闽东人称“二哥”，也就是“车托”或“线人”，更规范名称应该是“个人违章事务经纪人”。这个故事，部分地反映了“关系”在当代生活中的价值，而这也仅是冰山之一角而已。关系在生活中的效用，内里乾坤之大超乎想象。

关系是生存维生素

关系是什么，这对成年人来说几乎不是问题，不过要在道理上说清楚，并非那么容易。为了将中国关系说透，不妨多费点功夫，先从社会学说起。

有一次，沪上一位年轻教授对作者说：你到上海来吧，这里是我导师的“码头”。他说话的口气，简直就像旧时青红帮的喽，不明就里的人还误认为他就是上海滩的小瘪三。其实，他真是上海某名牌大学教授，作者也明白他所说的“码头”是上海某专业圈，而非收保护费的黑道。那个圈子确系其导师私人关系的势力范围，所以，他可以用青红帮的语言风格描述那个学术圈子。从语义学角度说，说他导师是“老板”、“老大”还是“学阀”，所指都一样。

关系网是隐蔽“组织”

关系或关系网，从微观机理、宏观功能两方面都与“组织”这个概念类似。社会学所谓“组织”，是由许多个人经排列组合形成一个可标识、有功能的统一体。单就这一定义看，关系或关系网当然就是一种组织，类似团体和单位。关系网和团体，表面上看似不同，但都粘合凝聚人群，形成一个可被观察和称呼的结构。

关系网既像团体又不像团体。就好像UFO，是飞行物，又不是可纳入科学研究的一般飞行物，是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未经确认飞行物体”，看着心里有种不确定感。产生这种感觉就对了。团体的准确名称应该是“正式团体”，“正式”二字很重要。因为关系网的奥秘之一就是“不正式”，恰好与团体相反。

一个典型的正式团体具有白纸黑字订立的明文章程，成员手持准入证书，章程和证书是正式团体的两大基本特征。若将团体比作一个圆，章程是圆心――中心纲领，证书是圆周――团体界线。然而，关系或关系网并没有正经八百的明文制度，更没有成员与非成员的明确分界线，只有模糊不清、心照不宣的规矩，和交易的特权与利益。关系网奉行不成文的规则――也就是习俗，没有人刻意去制定规矩，但是背后存在着看不见的压力，在它支配下诞生了“规矩”，“规矩”的专门术语就是制度。关系网内没有严格界限，俩人之间守规矩就是关系，不守规矩就不是关系，来去自由――比婚姻还自由，婚姻家庭毕竟是二人团体，属于法律保护的正式团体。因为关系网太自由，太随意，关系网的运行依靠模糊逻辑。

譬如，某人，若与你非亲非友又有数面之缘，他是否是你的关系，还真有些说不清，连你自己都回答不出来。但这一切并无碍，你们交往的行为将替你作答，引领你摸着石头过河，一边交往一边确认。确认的标准就是人情授受，即大家有无互相委托办事及有无办事后的酬谢。人在，人情在；人情在，关系在。人情是关系的孪生同胞，没有人情便不是关系，没有关系不会做人情；新朋友初识，彼此接受人情等于认同关系，不接受人情等于不认同关系。认识一个人与有一个关系之间，既不完全等同也不截然无关，当中一道标识即是人情交往中有无操作反馈。

甲帮乙办事，乙还甲人情。这一来一去，遂成“关系”。

经过头一次，若两人一致期待将来一直交往下去，那关系就开始逐渐变“铁”了。所谓“铁”哥儿们就是这般诞生的。关系的建立、运作都依赖于人情交换制度，这是另一门学问。

莽莽中国大地，关系和关系网滋生多了，产生一块块群落，足以与团体和法律制度建构的公共秩序相抗衡。关系滋生的社会属于关系社会。关系社会是一种体制外社会，也是江湖社会两大类型之一。江湖有多种，网状结构的关系网是一种，团体化的帮会是另一种。

一伙人是否是关系，自古以来就无正式依据，既无法较真也无需钻牛角尖，也许这回是下回却不是。关系在不断演变，各人生存状况和地位也不断变化，微妙的私人关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很大程度上基于当事人当时的心理，关系社会需要一种默认的心领神会，有些情景当事人也不明白，要试探一下等待对方的回应。譬如下面例子，时常有人拎两斤点心到对方家里，往桌上一搁：“哥们儿，有件事想托你办一下，怎么样”？那“哥们儿”若心口不一地用余光斜瞄礼物，一边看一边客气问什么事，并假意推推搡搡，那就是应承了。这应承了就是关系；若对方没应承，还没问什么事情就撂下一句：“您请回吧，我点心多得要发霉”。那就不是关系，没给你面子。应承，等于确认人情交易的游戏规则。不应承，就是否决。人情很关键，是关系的内在标准。那人若说：“事情交给我了，下次不许带东西”。那就不仅确认关系，而且关系特铁。

凭着人情，关系就逐步建立了，它与国法党章属于平行面。关系一不买国法的账，二不买党纪的账，体制外的结构属性本来如此，它有自己的脾气和性格，按自己逻辑行事。由于关系社会的网络结构与法制社会的“科层团体制”不同，一个网络制，一个团体制，所以关系网从不诉求颠覆法制社会，从来不造反。相反，它要寄生在单位和团体身上吮吸血液，营养自己。

中国的关系网像蚂蟥、蛔虫、螨虫一样吸附在政治经济团体尤其是实行科层制的大型团体上寄生。关系网的本质是寄生。偶尔，在极有限的情形下，关系网也发挥经济组织的生产功能。譬如，民间“标会”融资、私人公司拆借和个人高利贷，被关系社会美其名曰“关系也是生产力”，但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很小，可忽略不计。反而，其寄生价值如此突出，完全依附在大型社团内寄生谋利，假设法人团体、公司、协会、单位都倒闭了，关系网便失去寄主的营养供给。古语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关系网与宪政团体的关系是毛与皮的关系，是脚气的真菌与脚的关系。

操作关系网――搞关系、走后门，尽管声名如此不雅，但是现代法治社会奈之何如，就像螨虫、真菌和牛皮癣不是容易除根的皮肤病。在体制架构上，法律属刚性，关系属柔性，就像重拳打在棉花上，有劲使不出，有时连击打的目标都找不着。监察部门能轻易掌握单位内私人关系的一手材料吗？掌握证据是困难的。关系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只有当事人私下操作时自己心领神会。当事人说有即有，说无即无，旁人不易取证，甚至不易观察。上面说过，有时连他们之间在某桩事情上都要相互试探一下，耍耍太极拳，看大家是否一伙儿，更遑论别人。

关系网是城市生活脉络

根据对京、沪、粤、闽、琼等地百姓生活的多年观察，作者的初步结论是：关系极为重要，但对不同城市的重要性并不相同。在小城市，关系是生活必需品；在大城市，关系给生活锦上添花。关系的有效性与城市规模大小紧密相关，小城市容易形成典型关系社会生态，大城市里关系社会生态相对薄弱。这城市大小界限在哪儿呢？

作者认为50万人口是一道界限。人口50万以下城市很容易并且大多数都发育了成熟的关系社会生态。打一个通俗的比方，很牛气的老江湖通常拍胸脯道：“这城市任一角落，我都能通过关系找了去！”这个“找了去”的尽头，就是50万左右的人口范围。任何长袖善舞的老江湖都不敢自诩在一个人口过千万的大城市，可以随便“找了去”，除非他是市长。因此，5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普通人都有本事通达城市某一个角落，只要他掌握了基本的关系术。50万人口就是一个上限，当然是一个约数（后面再说这个上限怎样计算得来），误差±20万，也就是30～70万，与城市的环境和历史背景有关。这个规模可以形成非常成熟的关系社会――完全靠关系建立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关系价值的传播普及和被认同程度无异于法律，甚或高于法律。认证这一点不需要很复杂的调查，只要指出关系网时常可以打通法官和法院这样一个常见事实，就知道关系价值在有些地方高于法律。传媒报道，一些地方的律师改行做法庭“掮客”，居然赚钱更快，也就是旧社会的“讼棍”，专门替当事人疏通法官，拿佣金讨生活。

在另一头，在人口500万以上的城市，具有相反的情形。这种特大城市是中国的关系社会生态发育最低、最不兴盛的城市。但不是关系不存在，也并非不重要，只是超大型人口规模最不利于关系运作。如果将500万甚至1000万人口当作一个整体，谁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和精力铺设这么大的关系网。前面说了，关系网的极限只是50万左右，而且到最后，实际帮自己办事的人自己并不熟，那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辗转相托。依据脑科学原理，一个普通人顶多认识熟人200～300人，即便啥事不干专事应酬，至多认识1000人。小城市这几十万人编织的一张大网要靠最初的二三百熟人辗转传递来维系，这是中国城市每天发生在生活背后的故事。其实，特大城市也可以切开来对号入座，标识一些亚团体，当中有很多社区、社团、行业、街道组织，其中不乏规模50万以下者，适合玩关系传递的游戏，适合关系生态滋生，所以照样滋生私人关系网络。

在两个极端之间，即人口介于50～500万之间的城市，是一种模糊的样本，既是关系网效用的边际，也是宪政体制的生长点，处于一种双轨制过渡状态。关系网重要，社会团体也重要。这一类大城市初步建立了公共社会的雏形，所以一个普通市民不依赖熟人也可以依靠公共体制――市场和宪政机制生存。但是由于许多这类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尚不完善，一些涉及更高层次的生活需要不易得到满足，譬如提职晋升、工作调动、亲属户口农转非、幼儿入托、子女转学就学、公务人员无理刁难……此时，熟人关系就很好用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到2000年，中国90％人口都生活在人口15万以下的城镇，也就是说90％基层人口肯定处在关系网生态适宜滋生的人口规模中。

为探究关系学的源头，还是回到小城市。那些小城市人，如果普通人完全不用关系来经营自己的生活，那么，日常生活肯定是障碍多多，困难重重。譬如，孩子入托、入学、就业、个人调动、晋升、开店、办公司、摆平人事纠纷……这些对小城生活至关重要的事务，都要依托于熟人圈来解决。小城的生活，以熟人圈为基石，然后才是复杂的社会组织体系，有熟人是必要条件。比必要条件更进一步，有熟人还是充分条件，可以提供风险庇佑、供给特权和物质优惠，令生活锦上添花。譬如，获得紧缺资源，分享政策性优惠、优先安排海外定居、医院里看病的优先权、名医选择权和更加周到的服务……难以备述。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切都有代价，后门特权需要双方互相给予。一个人，如果没有直接的特权资源，甚至没有间接的关系充当介绍人，最终的结局也只能是边缘化，被人挤到城市生活边缘。因为关系必不可少，所以关系是中国人生活的“维生素”，尤其中小城市市民生活的“维生素”。

综合来看，关系是小城市生活秩序的主旋律，同时是大城市生活的副旋律。在大城市里，它与公共秩序形成平行的双重控制体系，二者有时相互竞争，有时相互补充，这就像交响曲中的和声。至于在乡村，反倒是关系社会的例外，乡村基本不成关系社会。村民都是熟人，没有生熟之分，没有生熟差异生成的特权空间，这意味着不存在或者只有很微弱的拉关系的价值。作者特意跟随人类学家到贵州侗苗族村寨做田野调查，发现人人都是熟人，没有开后门的资源，公权寻租资源薄弱，没有搞关系的需要。这显示，关系基于社会交往的一种落差格局，它是熟人对生人的优先权，而这种落差只存在于一个生人与熟人混居的移民社会。小城市和城镇是典型的移民社会，大城市反倒人人都是陌生人，生熟差异削弱了。

　　关系好办事

关系这东西，很不好谈。讲起来人人都是专家，大家都有一套，弄不好就班门弄斧了。

在中国的中小城镇，居民日常要紧的事情常常诉诸关系网，而非诉诸公共行政程序和社会团体。即使走行政程序，要害也在托关系――行政机关里的关系，进办公室只为走过场，使走后门合法化。事情于幕后早已商定，进办公室无非填几份表格，戳几个红印。

在现代中国人观念中，关系总与“办事”联在一起。想到“关系”，总是要办事；若要办事，总是先想有没有“关系”。不办事的平常日子，也未雨绸缪，不失时机地应酬，老江湖们更以战略家眼光构思关系网的战略性布局，主动地设置关系网的内容，触角延伸至城市各领域――政府机关、医院、学校、商铺、房屋维修……每日披星戴月、早出晚归忙于应酬，巩固关系网以备不时之需。常人简称之“打基础”，也叫“应酬”。“应酬”是一种优先价值，只要电话里交代“今晚有个应酬”，毋庸解释具体，就不用回家陪妻儿吃饭。

事实是，所有中国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关系”生存，生存自然比陪妻儿吃饭重要。“关系”已是中国人的非正式制度，不同人的差异只是依赖程度不同。关系能帮助常人办事的范围几乎无限制，小事如买猪肉、买葱可以省钞票，大事如升官发财、晋级提薪、开店办厂可以通路子。

对于不同城市、不同个人来说，关系拥有不同价值，可以办不同的事。为避免行文空泛，我们就锁定一个地方样本，归纳关系的效用。这里姑且隐其地名，它无非一普通样本，代表中国许多城市运用关系的一般价值。作者初步统计了这座沿海小城十年的市民生活模式。尽管生活需求一直变化，但以下事务必定诉诸关系。假若不用关系，要么不成，要么久拖不决：

调动、就业、调进油水部门（譬如，交警、大医院）、提干、涨工资、提职称、转户口、出入境（此项目2002年开放办理）、工商登记、贷款、申请投资项目、申请批文、子女进重点中学就读……

另一类事务，不诉诸关系也可办成，但是依赖关系则可以提高效率，减少交易费用，获得更满意的效果：

购买贵重商品（通过关系可以打折且避免假货）、购买紧俏商品房的优质套型、分配住房、机动车申领牌照、机动车年检、手术住院、进政府机关办理一般手续、结婚登记婚检、火葬殡仪、学校招生录取、购买优惠车船票、旅行团的优惠价格、购文艺演出票……

两相比较，前一类事务属于生存大事，后一类事务属于生活小节，无也可，有则更好。仅就大事而言，小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必依托关系网，几乎没有人一生完全不利用关系生存，差别只是依赖程度高低。所谓能人和老江湖，则凡事必求关系。即便通过白道和市场能解决的事情，也非要通过关系，这渐渐成为一种思维定势。因为在往日的应酬里，人情已经放出去，债权债务关系盘根错节，关系不用白不用。

按通俗说法，托关系也叫走后门。有后门就有前门，前门是正统体制，是公共宪政程序，也就是俗称的“白道”。后门不仅走得通，甚至还必须走，进而走得泛滥。这种现象是一切转型期或者制度不稳定时代的常见情形，包括关系网在内的江湖都是制度断裂造成管理真空的产物。

　　（摘自《江湖中国：一个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的起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6月版，定价：36.00元）